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已经以惊人的速度突破百万，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已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虽然长期全球经济未必会陷入“大萧条”，但短期冲击的严重程度已经是“短萧条”。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短萧条”， “授人以鱼”的救助政策和“授人以渔”的经济刺激政策都很重要，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对冲疫情外部冲击，本次中国救助和刺激的规模应不低于10万亿元。考虑到投资已经不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且新基建不足以挑大梁、大都市圈受制于城市化速度放缓和各项制度约束、铁公鸡为代表的老基建已基本饱和，而消费已经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中小民营企业和服务业是就业主战场，经济救助方向应该以中小微民营企业、出口和传统制造业为主，而经济刺激方向则应以消费、服务业、新经济为重点。

疫情传播的不确定性和全球经济

这次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变异性之强，引起的社会反应之大，远远超过2003年“非典”和百年来的所有普通流行病，其影响正在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受疫情影响，企业面临的不仅有人工、供应链等供给冲击，还有服务业和可选消费品等行业的需求萎缩，部分企业还面临着现金流危机、债务危机，甚至倒闭的风险。

从经济衰退程度看，短期严重性已超过2008年。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全年增长-2.8%。，欧元区-4.5%，中国经济一季度GDP增速大约在-5%~-10%之间，不考虑政府新的刺激计划的前提下，各机构对中国全年经济增速预测已经从年初的6%左右下调到1~2%。

尽管短期冲击力度前所未有，但造成这次经济衰退的本质原因并非不可逆转的供给过剩或不可逆转的需求过剩，甚至全球经济还站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产业化的起点，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是“大萧条”，而是“短萧条”。

虽然疫情的不确定性或许会延长经济衰退时间，但毕竟疫情冲击暂未伤害经济运行机制，也未恶化经济结构。对企业而言，虽然造成短期收入巨减、利润恶化、甚至资金流动性困难和供应链中断，但只要这种影响持续时间不长，大部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不会受到伤害。因此，必要的救助和刺激政策出手一定要快，要赶在大批企业倒闭之前出台足够力度的对冲措施，减少经济衰退，助力经济早日复苏。

各国救助刺激力度大，中国不会缺席

面对疫情冲击和金融动荡，各国虽然在初始阶段都不同程度错过了防控的最佳时机，但在经济救助和刺激政策上却很及时，力度也非常大。美国和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降息到零利率、负利率，提供无限量的货币流动性，所出台的经济救助计划高达本国GDP的10%~20%。

其中，美联储两次累计降息150个BP至零利率，推出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购买企业债券和商业票据，2万亿美元经济救助方案支持中小企业和美国中低收入居民，经济救助规模相当于GDP的11%;英国除了两次降息之外，对企业和员工提供的经济救助规模也占到其2019年GDP比重约为16%;澳大利亚的累计财政救助规模占GDP比重接近10%;德国的经济救助力度最大，累计财政救助规模占GDP比重高达22%;日本救赎和刺激规模约为本国GDP的10%;法国救助和刺激计划相当于GDP的14%。

虽然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比欧美要早两个月，但相对而言，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行动较快，但是在救助和刺激政策上却表现得更为矜持。虽然也及时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部分税费，并采取了定向降准等措施增加了少量流动性，但总体救助和刺激力度暂时落后于西方各国。以上决策谨慎既有长期结构性考虑，也与国内批评刺激、批评放水等舆论环境有关系。

部分中国学者不仅反对中国刺激经济，对于欧美出台的一系列救助和刺激政策也评价不高，认为即便出台了上述政策，2020年上述国家经济增速仍然是严重负增长，股市也有可能继续下跌。其实，就算是这样，也应该积极评价上述各国政策，因为西方各国的对冲政策本来就是延缓经济衰退、减少损失，如果没有上述政策的及时出台，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会更严重。

至于中国经济，正常情况下可以提倡少刺激或不刺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面临如此沉重的供给和需求冲击，经济依靠自身力量不但难以迅速恢复，而且若不及时出台稳定和刺激经济的措施，投资减少和消费减少形成负向“乘数作用”，股市下跌和信用收缩形成负向“金融加速器”作用，部分企业倒闭有可能引发债务连锁反应……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还沿着过去的观念叫嚷着“不刺激”，就未免有些不顾及实际情况了。

还有学者认为，最困难的时刻还没有来，因此出台降息这样的刺激政策未必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实类似于降息这样的政策，在任何国家经济下行中都是逆周期调控的必选和首选操作。对经济衰退初期出台的任何政策工具都不能期待带来立竿见影的宏观效果，但却可以增强信心、减少经济损失，降低企业成本，润物细无声。其他与降息类似的政策工具也不应该坐等最困难的时刻来临再拿出来，而是尽快出台。

当然，对于刺激政策的各种担忧和讨论，除了造成了决策相对谨慎之外，其中部分观点对于制订更有效的救助和刺激方案也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在如何兼顾长期与短期，兼顾总量与结构等问题上值得借鉴。3月2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已明确提出，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相信在应对全球短萧条的救助与刺激行动中，中国不会独自缺席，仍将在全球经济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救助和刺激规模应不低于

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短萧条，无论是“授之以渔”的经济刺激政策，还是“授人以鱼”的救助计划，都应该尽快出台，一旦错过最佳时机，中小微企业、个体经营户大量关门倒闭，再出台救助或刺激政策，就会事倍功半。

考虑到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救助和刺激计划未必要围绕特定的增长数字目标，而是以确保经济合理区间和就业稳定为底线。此外，应充分考虑到当前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和就业特点。与十多年前主要靠投资拉动不同，本次救助和刺激计划应该放弃以投资和项目为中心的传统做法，把重点转移到救助企业、刺激消费方面。

第一，财政政策救助和刺激规模应不低于

为了对冲疫情的冲击，欧美各国的救助和刺激规模都在本国GDP总额的10%到20%之间，这既体现了各国对疫情影响的重视程度，背后也必然体现了各自对疫情冲击的评估，对中国的一揽子救助和刺激计划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考虑到本次疫情冲击造成一、二季度直接静态经济损失不低于人民币5万亿元，对消费、投资和社会预期的动态负面冲击更大，建议本次救助和刺激总规模以不低于10万亿为宜，占中国GDP不低于10%，不高于2009年的财政金融15%的扩张力度。

从救助和刺激方向看，十多年前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出口拉动，所以彼时的刺激计划以刺激投资和出口为主;如今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比60%左右、服务业占比53%，因此这一轮的救助和刺激计划，应该是兼顾消费补贴、中小微企业救助、新产业扶持、智慧城市建设等全方位救助和刺激，而不应该只在新老基本建设投资上做文章。

在救助和刺激的分工方面，经济救助政策应以受短期冲击大而长期刺激无效的部门为主，比如出口部门、传统制造业部门，对这些领域只能救助，帮他们渡过难关，而不能刺激，否则必然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对于消费、服务业、新经济则可以采用更多的扶持和刺激办法，以培育长期增长动力。

在涉及投资项目选择上，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都应该根据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需要，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实事求是地扩大投资。当然如果能够选择类似于智慧城市方面投资乘数大、不带来长期结构性问题的领域，效果更好。

在财政资金来源上，除了调高财政赤字率到3.5%、发行特别国债、扩大地方债之外，还可以要求烟草、金融等行业坐拥巨额现金流的国企大比例现金分红，可筹集2万亿元非税财政收入;还可以转让10%国有股权给社保基金并相应减免企业社保缴费2万亿元;还可以将部分国有房产资产证券化，将闲置的住房公积金全部发还给个人，甚至暂停部分一带一路项目资金支援国内救助计划，等等。

第二，货币政策要摆脱舆论包袱，尽快降息，继续全面降准。

相对于欧美而言，虽然中国货币宽松的空间和降息空间都很大，但是由于货币决策部门背着“货币是否流向实体经济”、“是否大水漫灌”等各种实践、理论和舆论“包袱”，在这次全球降息中独自缺席，货币流动性释放力度也相对较少。事实上，面临如此严峻的经济“短萧条”，货币政策毫无疑问应该执行逆周期调控的本位工作，果断大幅降准、降息，而不应该自缚手脚于“货币流向微观机制改革”、“房地产调控”等。

中国多年的实践证明，企图短期从金融体制上改变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相对于国企、大企业的融资劣势是不现实的;把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货币流动性割裂和对立起来也是不正确的;以“经济下行过程中企业信贷需求不强”为理由而长期不放松货币，任由实际的结构性货币紧缩造成经济下行，经济下行再造成企业信贷需求减少……然后得出“经济下行永远不需要放松货币”的错误结论，更是荒唐。

既然多年执行结构性紧缩、探索“滴灌”的理想不达预期，那么就应该面对现实：根据“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水少小河干”的货币流向规律，只有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普遍降息、全面宽松才能真正解决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的融资难问题，并有利于降低实际利率，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

第三，尽快按下

由于前期疫情防控最严厉，所以一季度中国经济受冲击最大，但是如果短期防控已基本收尾以后却不敢放松防控，那么中国经济不但受冲击大，且所受冲击时间也将最长。

截至4月5日，在全国出现确诊病例的337个城市中，已经有317个城市实现了现有确诊病例“清零”，占比94%。以上大部分疫情“清零”的城市，包括上千个从未出现过疫情的中小城市，仍然以远高于实际需要的标准在进行疫情防控。过度防控对于社会人群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和精神压力严重影响了整体复产复工效率，经济重启难度很大。

对于那些疫情多日“清零”地区，除了保持防止境外输入的重点工作，以及保留戴口罩这样既社会成本低又无碍经济复苏的防控措施之外，对于那些不必要的出入管控，不必要的异地人员隔离措施、以及一些要求企业复工所必须报备并出具的承诺书等措施都应该尽快取消。

几十年的改革历史表明，中国很多行业的不合理的行政管制政策，大部分都是“短期供给约束长期化”的产物。此次为了防控疫情所形成的很多“供给约束”原本都是权宜之策，疫情受控以后应该及时取消。不仅如此，还应该趁机全面减少各行各业行政计划手段对市场的干预，消除计划经济遗留的“沙砾”，进一步放松对生产要素、对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滕泰系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原标题为《滕泰谈救助与刺激：既授人以鱼，又要授人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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